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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当局提出要“打开封闭小区”，受到广泛关注并引发联想。（网络图片）

2016年03月04日 郭惠

中国城市交通拥堵已成为困扰各大市区的“城市病”，以致城市活动效率下降，民众对此一直抱怨不止，但似乎目前为止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2月21日，习当局意外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当局称，此举是为解决交通路网布局提出的方案。

未曾想，这一话题在大陆引起轩然大波，迅速引爆舆论场。“拆墙破院”，这个突然降临的文件激发了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与焦虑，担忧的情绪开始蔓延。



习当局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引发大陆热议。

一、习当局打开围墙 网络在两焦点上炸锅

当局提“拆墙破院”畅通道路微循环

2月21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公布，其中第16条称：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由于事先并没有对这个文件的“吹风”，大陆网络炸开了锅。

对此文件，有媒体解释称，封闭的住宅小区和大院阻碍城市交通。去一个不远的地方，从地图上看，明明直线距离很近，但实际上一个庞大的院子横在眼前，要过去的话，只能绕过大院或小区，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

有城市规划专家说，以北京为例，其实北京的道路宽度并不比国际上其它大城市窄，甚至要更宽，但拥堵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城市支路等毛细血管不通畅，道路微循环不好。

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照片也显示，从距离地面5公里的高度俯瞰巴黎、华盛顿、东京，能看到蛛网一般密布的干路支路，而北京地区只看得到成片的大院、小区和稀疏的城市道路。

有评论说，中国的城市道路远比国外宽，汽车保有量比国外低，但交通阻塞程度却超过国外。其原因，有中国人普遍不遵守交规，也有这些封闭的小区阻塞了城市交通的“微循环”的原因，对此大家是有共识的。

就事件本身来说，大家都明白拆墙的好处，是利益共享，打开的围墙可以让大家共同获得一大块空间，应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现实中却发现，很多民众对此文件都有微词。反对的观点基本集中在：一个是小区内道路的产权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

第一大焦点：小区内道路的产权问题

陆媒引述北京市房协秘书长陈志的话解释说，小区使用的土地，无论是小区内建设道路、绿地，还是建设住宅楼的土地，都先是开发商从政府手中获得使用权，建设完成后出售给业主，而小区使用的土地也被划分到每个购房的业主“头上”。

《物权法》第73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也就是说，对于已有的小区来说，是否开放，应该由业主共同决定。

有民众自问自答：小区的绿地、道路等是否计入到买房时公摊面积？如果是的话，小区开放应给买房的业主予以补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表示，全打开也涉及安全和民众观念等问题，当局不能强行推行，应尊重大家意愿和需求。要尊重《物权法》。而且对于出让的土地使用权，政府强制收回时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收回中还需要论证，并进行补偿。

上海交大教授蒋宏认为，在小区开放的过程中，涉及很多物权界定、管理权限、资金来源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有大量基础性工作垫底，很难“一刀切”解决。

第二大焦点：安全问题

打破固有的习惯，一开始总会带来诸多不适。很多人抵触拆墙，最担心的莫过于安全隐患。小区有了围墙，还经常有失窃现象，拆了围墙，情况会怎样？

家住北京西三环的黄女士对记者表示：“我们一直住在机关大院，前几年搬了新房，大多住户都安装了防盗门窗，像住监狱的感觉，因此，我们家没有装，结果有一天，小偷破窗而入，盗走家中很多贵重财物。气愤之余，我们也赶忙补装了防盗窗。这还是在大院里住着，都感觉不安全，要是拆除了围墙，那可更没有安全感了。”

《人民日报》海外网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撰文《【解局】小区拆墙，我们都在偿还粗放发展欠下的帐》说，从多个平台的调查结果看，七成以上的网友都不赞同拆除封闭住宅小区的围墙，这个数据和我们朋友圈的观感吻合，基本反映民意。有房的都不乐意放弃封闭住宅小区，理由无非“安全”，而没房的对这政策非常赞成，理由无非“治堵”。

一方是私人权益，另一方是公共利益，两者的博弈，构成了改革的曲折路径。

有网民直言：“如果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亲自去砸墙。”

针对这种焦虑，财经专栏作家“牛弹琴”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也正是当下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在美国一些地方，虽然没有院墙，很多朋友可以虚掩房屋就离开，没有闲人敢进来，因为一旦发现，这是重罪；如果遇到一位浑不吝的主人，后者更可以开枪自卫。

但在我们这边，现在有几个人敢不锁门就离家外出？而且，时不时还有这样的新闻：夫妻半夜睡觉，突然衣不遮体地被丢进山沟，好不容易辗转回到家，发现房子都拆了。有了围墙，还都这样，没有围墙，真是无法想像。”

北京劲松街道曾拆除围墙 犯罪率上升又重建

2月23日，凤凰网的一篇文章提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北京劲松街道学习大连社区综合治理管理的模式，将各个小区之间的围墙拆除，相互连接，进行绿地修建等统一管理。

大社区管理的模式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了街道工作的开展，却给治安留下了隐患。

由于几个小区临近地铁、公交枢纽，人员流动性大。无照游商、黑车司机也利用社区相互串通的特点，在小区内穿行，犯罪分子也抓住这一特点在小区内作案。

在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底半年时间里，据统计，由于小区串通，而发生的各类案件达18,000多件，有逐年提升的趋势。

此后，加强对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老小区内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希望能够让小区安全起来。

为了解决小区的治安问题，此后，北京东三环外，劲松辖区的农光里、磨房北里等4个社区都重新修建了围墙。



习当局近日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在大陆引起轩然大波，迅速引爆舆论场。图为天津某小区围墙。

二、先拆机关大院高墙？习当局或触碰中共顽结

这个文件引发民众广泛热议。有民众提出，要拆应该先拆中共机关大院。实际上，加剧这个建筑高墙封闭性的正是中共本身。

民众：先拆机关大院

有民众表示，中国大陆可谓全球封闭式小区的集大成者，将圈地运动发挥到极致，城市空间中的大部分被各类机关大院、封闭式小区盘踞。围墙和院落构成了都市的骨骼和框架。强制开放封闭小区，请先从机关大院开始。尤其是北京，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都城像北京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机关大院。一个大院就像一个独立的王国，一座城市自然的道路肌理被它分割得支离破碎。

早在2004年，《财经》杂志曾专访过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他从摊大饼式城市规划、机关大院、新城与卧城、脆弱的公交等方面，全面剖析了中国首都的交通问题，试图寻找治本之策。在这位知名“救火队长”的眼中，“机关大院是坚硬的”。

他说：“所有的行政单位，都要盖一个院子，都喜欢筑上围墙封闭起来。今天北京城的所有单位，包括各个大学、各大部委、各类军队大院，还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哪个单位能让公车通过？”他说，至于原因“什么军事保密啦，保护老干部居住环境啦，都有说法，来头都很大”。

一位业内人士说：“大家都在抱怨交通拥堵，但是一旦落实到自己身上，谁也不愿意被打通。”

有民众建议，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拆墙运动，第一步，何不从机关大院开始？当大院文化瓦解，当安防体系由机关大院门口退到办公大楼门口，民众的安全感自然会飙升。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按道理来说，它应该把政府的围墙给拆掉，或者拆除公权力和社会底层的之间这种隔离，而不是它做的形象工程，然后把问题打到中产阶层身上去，它会给中产阶层小区的治安、管理、社会自治各种东西带来很大的问题。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发表评论文章《“小区拆墙恐惧”考问中国城市文明》。文中说，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单位大院，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打开”单位大院，既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也不会损害公共利益，这一决策是应该支持的。

中共在1949年后大幅围墙 体制造就大院里的优越感

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围墙筑城的习惯，目的多是为了抵御北部游牧民族或外来民族的入侵。多数中国人都认为，长城是中国人的骄傲。围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

老北京人朱先生对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过去没感觉像北京现在这么多的城墙壁垒。以前的老北京虽然有很多城门、四合院也有墙，但胡同四通八达，城里道路也很畅通，可没像现在这样被大块大块地划割成一个个大院。”

2月27日，署名王思想的经济学者在东网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目前的封闭小区，根源追到农耕时代太虚无。实际上，责任完全在1949以后，中共从国民政府手里夺过政权，进入城市后，先是军队在各个城市圈地、围墙，然后是各个权力机关圈地、围墙。不仅办公区域围墙，所谓的部队大院、机关大院也搞围墙。王朔等人津津乐道自己是军队大院成长起来的，传达着一种优越感。

王思想说，权力集团的喜好，必然传递到民间。1990年代以后的各个小区，也要把自己围起来。于是，城市被切割，彼此成为障碍。

网上有民众调侃说，在中国，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在北京，城区的瞧不起郊外的。在城区，二环内的看不起二环外的。住在大院里的看不起住在胡同里的。

北京人的优越感与权势、阶层相关。

各类大院在北京是个普遍现象。微信号“侠客岛”2月24日的文章《私权VS公利：小区拆墙 拆的是某些人的优越感》中描述说，五六十年前，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每个机关大院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当时荒地也多，随便一划，就是一大片，搞个围墙围起来，墙内是办公区，也是生活区，有自己的食堂、活动室，甚至还有幼儿园、小学，从出生到老死，大院服务一条龙。很多人以“大院子弟”自诩，这背后，还是有种权力的优越感。高高的围墙，隔离的是民众和权力。

已在海外居住多年的沈先生谈起自己以前住过的大院说：“因为父亲是高干，那时，我们家住在军队大院里的小院，有士兵24小时把守，外人还没靠近院门，士兵已经警觉地走出几步示意止步。住在院子里的人都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有身份的，而住在小院里的人更是享受着各种特权，这种等级观念在军队大院就更加明显。出国后发现，在国外很少看到用围墙围起来的大院，院校等，多年后才渐渐明白，国外人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很友善。”

广东的廖先生对大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前些年，一位大学的教授把已退休的、曾是局级干部的父母接到了他所任教的大学里来生活，当时住在校区的宿舍，条件并不是很好。父母去了以后，很高兴。后来这位教授有了经济基础，在校外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处高档住宅，房子有230平方米，装修好后带父母搬到新房去，结果住了一个星期，老头老太就受不了了，说什么都要搬回去住。教授奇怪地问母亲，这里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要搬回去？母亲回答说：“外面没有墙，不像个单位，好像社会上的人，在大学宿舍里，还是有组织的。”言外之意，“墙”是她心里安全感的底线，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身份。

网上一篇《机关大院红墙深锁，封闭小区想拆就拆？》的文章一针见血地说，如今开放机关单位公厕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完全开放机关大院。广州3岁女童借用司法局公厕直接被拒，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作为回应。市民借用机关厕所，都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要想从机关内部通过，岂不是翻了天了？

官家权力与民众权利的边界，成为最大的磨擦地带。这应合媒体人罗昌平对网络实名制的那句点评：百姓是透明人，官家是隐形人。

针对民众的反对，有城规专家解释说，打开已建成住宅小区不会“一刀切”，也非简单“拆墙破院”。对此，经济学者王思想有些担心，他表示，在中国当今体制下，恰恰“一刀切”才有可能寻得一点公平，所谓“不搞一刀切”，最后都是“切百姓不切权贵”，这个定理已经被无数次验证了。

中共造成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封闭式小区的通行化，是在中国公共服务水平差、社会安全程度低、民众相互之间信任程度低的现实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状况。现在，较高收入者购买封闭化程度高的小区获取安全和高品质的生活，与周边居民区隔开来，较低收入者居住在“开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并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杂。

这也反映到了民众的一些思维和表述之中。

微博知名财经博主“财上海”调侃：“拆了围墙，就可以多出一些底楼商铺。汽车尾气多了，儿童乐园也不合适了，直接拆了，改为皖N夜市，我申请一个摊位，卖六安臭豆腐，宁波臭冬瓜，欢迎大家来捧场。名字也想好了，九间堂撸窜，豪宅氛围，雅座带花园，露天厕所。

“拆！姚明住的那个虹口区江景豪宅，前几年卖一平米八万，这我就不说了，但妨碍了我去江边遛弯啊！我们不得已，只好把车停在附近的小马路上，还经常吃罚单，两百块一次啊，我可以吃六斤基围虾了，你说气人吧！姚明啊，你们也要自觉一点，主动拆了围墙吧，我们开车停车就方便了，放心，我不会要签名的。

“如果汤臣一品改为开放小区，我当天晚上立即去那里，烧烤带啤酒，带上高音喇叭，喝完了跳小苹果。到时候，我通知大家。”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当局提出“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争议很大。归根结底，是这个体制无法消除它本身制造出来的官民对立。同时，中共以无神论统治了几十年后，中国社会道德极速下滑，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人们缺少相互信任、贫富差距的悬殊使得不同阶层的人相互仇视。环境污染以及社会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气也是问题所在。

李林一表示，中共多年来的谎言使得百姓根本不相信它，因此，北京当局提出来的方案无论好坏，民众先是表示怀疑，并挖掘背后的负面因素，也因此形成了今天的乱象。民众要求先拆中共机关大院的说法，正是这种不信任的体现。

正如网络评论所说：拆墙，表面看要拆物理之墙，实际更是拆心理之墙；拆墙之日，应该也是国泰民安之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再是梦想。

这一天会晚吗？



近日，当局有关“打开封闭小区”的提法，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图为大连90年代的市区。（网络图片）

三、拆墙文件大讨论 意外泄薄熙来政治野心

现在大陆很多围墙上都装有监视器。保护居民的安全无可厚非，但是，在中共治下，监视器却成了中共监控、迫害民众的一种工具，而大多数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隐私已被中共随时随地在侵犯。

薄熙来掌控大连期间 道路急剧减少的背后

习当局下发有关“打开封闭小区”的文件后，陆媒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透露了一组数据。

陆媒引用大连市市政管理处统计，1997年大连市拥有道路1218条，2000年减少到996条，减少的道路主要是被封堵在小区中或被小区占用。

这个期间，恰好是薄熙来担任大连市长、市委书记之时。

江泽民掌权时期，正是中国大陆城市大搞封闭式社区的时期。薄熙来以安全为由，利用高墙，将这种对民众的监控发挥到极致。

《真实的江泽民》一书透露，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为了讨好外企的老板们，监控不满的工人们，曾下令在开发区五彩城设立了几百个摄像头，他对记者开玩笑说，谁在墙根撒尿都能看见。

而这一手段，薄熙来更是在后来用到了迫害******学员身上。

薄熙来在重庆的恐怖监控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镇压******，因当初推行迫害政策不得力，当年8月江去大连面见薄熙来，明确对薄表示：“对待******要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薄熙来从此不择手段、全力以赴镇压******，处心积虑配合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此后，薄的职务升迁进入快车道。

薄熙来到重庆后，将在辽宁迫害******的“经验”引进重庆，监控系统是其中的一环。

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北京《财经》 杂志曾披露，薄、王管治下的重庆市，为了所谓的“平安重庆”，耗资200多亿元人民币，建设了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控系统，该系统仅是摄像头就有50万个，遍布全市各区、各单位机构、街道居委会、生活小区等。重庆市每个角落都在被监控之中。

2010年，薄、王又在重庆建起“高精尖”装备的巡警平台150多个，高薪招聘昼夜循环巡警四千名。薄熙来除大量招编巡警外，还收编了许多协警和社会闲杂人员充当打手。重庆城高空摄像头星罗棋布；地上各类巡警、便衣、保安、城管、“红袖标”遍布大街小巷，重庆城像个恐怖的密闭铁桶。

有评论认为，薄熙来搞这一套部分原因是恐惧******学员传播真相，害怕其迫害******被十几个国家起诉的真相曝光。因此，薄不余遗力地实施24小时监控和确保任何时候都可展开大规模的跟踪、抓捕。

同时，这种监控也为其镇压其他民众提供了可能。

据悉，仅2001年，中共就投入了至少40亿安装监控******学员的监视系统。

监控升级 王立军与中共的“大情报”系统

墙头上的摄像头只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全方位监控民众的部分手段，此外，中共更通过绝密工程监视百姓。

2014年7月，海外媒体报导《揭秘公安部“大情报”绝密工程》的文章中提到，王立军曾出马聘请中国顶尖的专家技术团队，研发一套用于监控手机和互联网的安全系统，号称可以跟踪监控全市乃至全国的手机互联网信息。王立军曾当着到访的政要显示这套监控系统：只要输入监控目标的名字或手机号码，目标对象的个人信息、有关情况，以至当时所在方位行踪等资料，就会马上一览无遗。

据披露，王立军将这个系统命名为“大情报”。所谓“大情报系统”，即公安系统近年来推行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的“信息化工程”，主要目标是不明身份人员（尸体）信息系统、通缉通报信息系统、被盗抢及丢失机动车（船）信息系统等。后来，目标扩大为社会所有公共信息，包括社保、交通、通信、户籍等所有社会公共信息。

现在中共公安部的“大情报系统”就源于1998年启动的“金盾工程”。“金盾工程”是中共的“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中共秘密建立的一个庞大的网路监控项目。这个监视系统，据说中共可以用其来看、听及“思维”。

公开资料显示，“金盾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江泽民、江绵恒、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前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前公安部副部长兼金盾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张新枫、前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前公安部科技局局长柳晓川、前公安部信息通讯局总工马晓东等。

据称，江绵恒所主持的“金盾工程”前期投资就有8亿美元，为的就是不让大陆网民得到任何有关民主、人权、自由，特别是******的海外资讯。同时也监控******学员的一举一动。

中共“大情报”系统 墙头的摄像头是工具之一

相比美国“棱镜计划”，中共的“大情报”监控则内容广泛、不择手段，不但包括墙头上的摄像头，还包括网络，手机等，而且不告知民众，肆意秘密进行。迄今为止，由中共公安部门主导的这个庞大的监控工程，涉及公民私隐，但竟然没有任何法律授权，只是公安部认为“业务需要”而定，用的是公款和纳税人的钱，大陆几百个大中城市，每个城市都是数以亿计投资。甚至监控、收集、使用也不受约束。

报导指，“情报”一般是指针对国外政府或者机构的，但中共的绝密工程“大情报”却设置在公安部下，目的是监控13亿国民。其监控手段和方式令人震惊，这个工程已经进行了10年多，密不透风，究竟有多少是透过墙头上的摄像头执行的，直到今天外界仍知之甚少。

2008年北京奥运时，人们发现，在北京的出租车、公交车上均安装了摄像头，约同时期，中国各地城市也开始大规模安装街头摄像头。2009年，深圳市内安装的监控摄像机共达80多万个，深圳市人口达1200万，也就是说，每15人就有一个摄像头。深圳附近的广州设置了25万个摄像机，佛山、东莞、中山分别设置了10万个。南部云南省昆明市也设置了31万个摄像机。同年，在中国676个城市内随处可以看到监控摄像机，监控设备无处不在。

此后，监控系统更延伸到全国各个角落，针对的人群是全部国民，甚至海外人士。

手机、网络聊天、邮件等内容，以及用户在什么地方使用手机、上网，各城市公共场所的摄像，都在“大情报”数据收集存储的范围内，数据规模之多自然是天文数字。

中共的“大情报”对公民监控，不需任何手续，甚至坐在监控中心，可随意查看公民生活资讯，举例说，公民聊天的内容都被收集存储。这种做法，致使中国民间也纷纷效仿。

大陆媒体曾报导，广东东莞一家水疗馆被曝出在男女更衣室均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男女顾客们赤身裸体的画面在售票大厅里一览无余，被直播出来，工作人员则称是为了震慑窃贼。

分析：习当局的拆墙文件触及中共两大方面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说，习当局这次下发拆墙文件，假如真的是连机关大院都要拆除，那就触及了中共体制所造成的官民对立问题和体制的一些顽疾。

石久天还说，实际上，习当局还触及到了一个对民众的监控问题。在此过程中，就像废除劳教一样，两大阵营之间还会有各种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