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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運動[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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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運動
Boxer Rebellion.jpg
英國和日本士兵同中國士兵在天津交戰
日期: |
1899年秋 – 1901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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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
中國山東省、直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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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
八國聯軍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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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八國聯軍:
大英帝國
俄羅斯帝國
大日本帝國
法國 法國
美國
德意志帝國
意大利王國
奧匈帝國
清朝 武衛右軍(袁世凱指揮)
義和團
大清
兵力
共計50,255人(遠征軍)
俄羅斯帝國 100,000名俄軍(占領滿洲)
清朝 袁世凱武衛右軍
清朝 義和團
70,000清軍
清朝 包括10,000甘軍
清朝 數千虎神營軍、華北各省勤王軍隊。
傷亡與損失
1,003名八國聯軍士兵(多數為日俄)[1] |
2,000名清軍士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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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傷亡不明
32,000名中國基督徒和200名傳教士被義和團殺害(中國北部)[2]
共100,000名平民被義和團殺害[3]
5,000名平民被八國聯軍殺害[3]
時局圖
義和團團民
一個拿著旗上寫著“欽命 義和團糧台”字樣的義和團拳民。
義和團的令旗
義和團運動是公元1900年前後中國清末,中國甲午戰敗後,在西方列強劃分在華勢力范圍、通過教會加深對清地方政府的控制、華北遍布教案的情況下,山東、直隸農民和部分清軍以“扶清滅洋”為口號,自發組織的針對傳教士的暴力活動及與中國教徒之間的武裝沖突,最終引發八國聯軍遠征。
目錄 [隱藏]
1 稱呼
2 歷史
2.1 前身
2.2 背景
3 爆發
4 八國介入
4.1 聯軍從山東威海出發第一次遠征
4.2 天津方向的戰斗
4.3 占領北京
4.4 入侵東北
4.5 各方歷史記載
5 東南互保與辛丑條約
6 人員死傷
7 影響
7.1 對清政府
7.2 列強
7.3 文物
8 後續
8.1 宗教沖突
8.2 清朝宮廷斗爭
9 評價
9.1 正面評價
9.2 負面評價
9.3 其他看法
10 文藝作品
11 時間軸
12 注釋
13 參考文獻
13.1 引用
13.2 書籍
14 研究書目
15 外部鏈接
16 參見
稱呼[編輯]
義和團運動或稱庚子事變、庚子國變、庚子拳亂。義和團原稱義和拳,其參與者被稱為“拳民”,貶稱則為“拳匪”。
歷史[編輯]
前身[編輯]
義和拳本來與長期流行在山東、直隸(今河北省)一帶的白蓮教等傳統民間秘密宗教有關[4]。最初反對滿族統治,以“反清復明”為口號[注 1],而遭到鎮壓。據我們目前所知,“義和拳”一名首見於1779年1月12日直隸總督周元理的奏折中;該奏折說:“奉旨:山東冠縣及直隸元城縣有民人楊姓等起立義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處,其所稱童姓,既有義和拳名色,為行路推車人之所知,斷難掩眾人之耳目。”
1898年由梅花拳拳師趙三多首次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注 2]。
1897年11月14日德軍強占膠州灣以後,12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在歡送阿爾貝特·威廉·海因裡希 (普魯士)率艦隊來華的基爾演說中有對中國要“用鐵拳打進去”的話,德國社會民主黨《前進報》的社論說:
毫無疑問,中國人民運動的爆發,是幾年以前宣布的對中國的‘鐵拳’政策所引起的。維也納《時代報》上發表的一位熟悉中國情況人士的文章認為,義和團運動發生的時期應從德國強占膠州灣算起。德國發出侵占的信號,俄、英步其後塵,而這一切的自然結果,便是出現了一個民族自衛的團體。因此,中國也舉起了它的鐵拳,這就不足怪了。我們倒要來看看這兩個鐵拳究竟哪一個要利害些哩。[6]
英駐清公使竇納樂在1900年1月向首相羅伯特·加斯科因-塞西爾,第三代索爾茲伯裡侯爵談到這個名稱的意義;他說:“boxers這個名稱,最初不是傳教士就是新聞報紙提出來的,但它沒有表達出中文名稱的意義。這個名稱所包含的意思是:為了維護正義事業,該結社成員應團結起來,在必要時使用武力。”[7]
背景[編輯]
主條目:教案 (宗教)和列強瓜分中國
自義和拳興起,開始提出“仇教仇洋”的口號後,時任山東巡撫李秉衡以民族主義觀點,視之為義民,加入者日眾。
1897年,山東省曹州府巨野縣(今菏澤市巨野縣)張家莊的天主教堂遭到當地大刀會土匪數人的搶劫[來源請求],2名在堂內的德國神父能方濟(Father Franciscus Nies)和韓理加略(Father Richard Henle)被殺死,史稱曹州教案。11月6日,德國以此沖突為借口出兵山東,並於11月14日強行占領中國山東省膠州灣(今青島),李秉衡因而被革職,由張汝梅繼任山東巡撫,但反教事件蔓延,清廷下令嚴查。張汝梅為了掩飾事實,將“義和拳”歸入鄉團,稱為“義和團”。
1898年3月10日,御史胡孚宸奏折:
山東有德兵槍斃平人之案,經德官驗明,仍未將洋人抵命,遠近洶洶,民懷怨憤。傳教士凌轢鄉黨,欺侮平民,睚眥之仇,輒尋報復。往往造言傾陷,或謂某人毀謗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會匪,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勢愈張,則平民之憤愈甚。民氣遏抑太久,川壅則潰,傷人必多。”[8]
1898年10月26日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梨園屯(今河北威縣)蔣家莊馬場發動的首次義和拳武裝起義。
1899年2月淶水教案。淶水教民稱村民“閻老福毀教堂。省城竇教士挾清河道,壓淶水令高拙園押閻老福等六人以酒筵款教民張姓,乞憐罷訟;而教民索賠萬金修教堂,並令老福等跪門筵酒賠禮。上憲日以函牘數四,催令結案,不問是非,不准稍延。高公計無所出,幸賴該縣商人,有與京城總教士熟識者,極力排解,令老福賠銀二百五十兩,設席二十余筵,並赴安家莊總教堂叩頭陪禮始了。高公因此獲咎,教民益橫”[9]
1899年3月15日,光緒皇帝下聖旨授予外國傳教士官銜:“分別教中品秩,如總教主或主教,其品位既與督撫相同,攝位司鐸、大司鐸,准其見司道,其余司鐸,准其見府廳州縣各官。自督撫、司道、府廳州縣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禮相答。”[10]
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羅稷臣星使之弟熙祿,自河南赴津,有洋書兩箱,不忍割愛,途次被匪系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顧以為樂;一仆自言相從多年,主人並非二毛,亦為所殺,獨一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11]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12]
爆發[編輯]
1899年,毓賢繼任山東巡撫,朱紅燈、心誠和尚率義和團與教民發生戰斗,兩人後被毓賢逮捕於1899年12月26日殺害。毓賢離職後到北京覲見慈禧太後,向她提出招安義和團;之後獲得調任山西巡撫[注 3]。毓賢任山西巡撫後,縱容義和團殺害教民[14],其衛隊數十人都是義和團團民[14]。
新任山東巡撫袁世凱在山東大力鎮壓義和團,當時,拳民把揭帖貼到了袁世凱的大門口,“在撫署照牆畫紅頂花翎之大龜,伏於洋人臀後,以示痛恨。”[15]
1900年4月20日保定爆發了清苑教案。據清苑縣知縣陳鴻保調查,系姜家莊教民借莊民張洛弟釘火鐮細故,而提出四條無理要求:“一、罰席五十桌;二、罰修教堂;三、要京錢百吊;四、要張洛弟全家奉教”。[16]因而引起20日的姜莊“拳民與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勢甚凶猛”。[17] 21日,“有白帽、白衣教民開槍罵街,放傷張姓三人,槍斃張麥收一命;村人不平,聚人找至姜莊教堂,教民升屋開放槍炮,放斃二十余人,並自焚教堂之半,及教民房屋十一間”。[18]據英使竇納樂說:“法國領事卡拉德(M. du Chaylard)在4月24日通知我,他得到保定來電說,這次騷亂確實利害,但只有一個教民喪命,而拳民卻有七十人被殺。他又說,天主教聽我的勸告,把槍分發給了教民。”[19]
董福祥像
董福祥轄下的回族軍隊,自甘肅前往北京支援義和團的行動。
1900年5月29日慈禧太後以光緒皇帝名義發布上諭,對義和團進行總圍剿:“著派出之統兵大員及地方文武,迅即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倘敢列仗抗拒,應即相機剿辦,以昭炯戒。”[20]但圍剿不成,清政府命武衛後軍統帥“董福祥以甘軍平之。董復以不能殺此老百姓、苦娃娃為辭;內外交訌,而後有失和攻打使館事”。[21]
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太後采用了順天府尹趙舒翹和何天瑩的“因勢利導”[22]的辦法,於1900年6月5日派他們兩人前往涿州宣布聖旨,改剿為撫。
1900年6月14日剛毅上奏:
義和團其幼稚者,年不過十歲上下。奴才在馬上訊其練拳意欲何為?供稱原為保護身家。訊其聚眾欲作何事?供稱近被教民欺壓,是以集團報復。但一言及洋人,則怒目切齒,願得肝心。凡此之類,聞直隸、山東各州縣,無處無之,蚩蚩之眾,誅不勝誅。因聶士成派隊在高碑店駐扎,拳民等誤為洋兵,遂相抗拒,經該軍飭人曉諭,該民等跪迎,聶軍出其不意,轟斃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結仇甚深。該軍進剿,殊形孟浪。[23]
八國介入[編輯]
主條目: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外國使館在北京東交民巷,受義和團圍困方位圖。
自從各國收到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人員的求援後,他們在1900年5月31日組成一支432人,由八國海軍人員組成的聯合部隊(法國75人,俄羅斯79人,英國79人,美國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國水兵51人、奧匈士兵32人於6月3日出發),從大沽經鐵路通往120公裡左右的北京城,協助使館人員防守。
聯軍從山東威海出發第一次遠征[編輯]
主條目:廊坊阻擊戰
不過隨著局勢不斷惡化,6月9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透過電報向西摩爾稱,北京城內局勢每小時正在惡化,要求西摩爾為進軍北京作好預先安排[24]。6月10日,北京使館區與外界的電訊聯絡中斷。因此各國急商,增派一支由2066名各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人員(英軍916人、德軍540人、俄軍312人、法軍158人、美軍112人、日軍54人、義軍40人、奧匈軍25人)組成的援軍入京,決定由英國副海軍上將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任聯軍司令,美國海軍上校麥卡加拉(Bowman McCalla)為副司令、俄國上校沃嗄克任參謀長,從天津搭火車出發前往北京保衛使館。可是天津至北京的鐵路已被破壞,西摩爾的選擇唯有一路修復鐵路,一路沿著鐵路行軍。
1900年,日本人所繪的八國聯軍。
由於清政府對列強的態度朝令夕改,故令聶士成無所適從,根據聶士成上司榮祿的命令,聶士成一度容許聯軍先遣隊火車通過天津[25],旗下武衛軍士兵對聯軍的態度亦顯得友善,並沒有意圖攻擊聯軍的舉措[26]。
不過西摩爾向北京行軍的舉動惹怒清廷,因此支持義和團的端王載漪迅即取代慶王奕劻,成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命令武衛軍聶士成,董福祥甘軍攻擊八國聯軍先遣隊。另一方面,清廷又透過招募義和團成員入軍,以保衛首都,阻止西摩爾的行軍[27]。
聯軍火車通過天津後隨即被包圍,聶士成率所部守衛天津楊村一帶,與義和團一起阻擊八國聯軍先遣隊。由於八國聯軍先遣隊不擅陸戰,武器並不占優,多數武器得自天津的清軍軍火庫[28],清軍與聯軍互有死傷。至於義和團則被聶士成派上前線,遭聯軍機槍掃射,撤回時又遭聶軍機槍掃射,死傷慘重。西摩爾本來打算停止前進,但在6月18日收到使館被襲的報告後,決定繼續沿著白河前往通州(距離北京城25公裡)。
由於京津鐵路已被義和團破壞,加上聶軍裝備精良,配有德制重機槍、克虜伯大炮和最新式的毛瑟槍,聯軍無法前進。根據一位前線英國士兵描述,平均要發射4粒子彈才能射殺一名義和團拳民,聯軍彈藥不足,只能後撤,其間造成超過200人傷亡。日德蘭海戰英國艦隊總司令約翰·傑利科,第一代傑利科伯爵參加了廊坊戰斗並負重傷。事後聯軍副司令麥卡加拉報告,指單一的步槍射擊是不足夠消滅所有拳民,因此聯軍需要攜帶更多彈藥[29]。
清廷稱此役為廊坊大捷,可是裕祿將之歸功並大賞於義和團,而聶軍則分文無賞[30]。
聯軍撤退天津期間征用4艘中國漁船,沿著河岸牽著繩索,載上所有傷員及剩余的食物、彈藥及醫療用品前往天津。途中占領清軍的西沽武庫[28],發現除了有德國克虜伯野戰炮外,還有大量步槍與數以百萬計的子彈,連同數百萬斤大米和充足的醫療用品。
得到充足的軍事物資後,西摩爾決定堅守待援,透過一名中國仆人穿過義和團活動范圍,向各國公使告知聯軍的困境。聯軍在待援期間遭到清軍、民團日夜不斷的攻搫,處於崩潰的邊緣。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組成的援軍(其中俄國900人,英國500人)解西摩爾之圍,在戰場使用了價值超過300萬英鎊的彈藥數量後,終於在6月26日清晨成功接應西摩爾聯軍撤退,西摩爾行軍北京期間總計損失62人,有225人受傷[31]。
當時被困在北京使館區的外國人對西摩爾充滿信心,認為西摩爾軍隊離自己很近,他們很快就會安全,完全無視西摩爾的軍隊拯救失敗的事實[32] 。另一方面,直到西摩爾撤回天津為止,清政府都不知道自己有一支軍隊成功阻止西摩爾的行軍[33]。
天津方向的戰斗[編輯]
天津的義和團准備集結。
前往中國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前往中國的美軍部隊。
天津是直隸總督駐地和西方列強在華租界比較集中的地區,據高家村團民張金才回憶,天津義和團爆發於1899年冬天:“庚子年頭年冬天,…也沒提出什麼口號來,不過大伙明白練拳就是為了打直眼(指教民)”,“義和團是傳教的逼出來的,他們欺人太甚了。”[34]從大沽口到新城沿線的老人都說清大沽口炮台守將羅榮光信義和團。聯軍在塘沽登陸後,劉寶祿回憶:“外國人有一次裝了一大船煤油,…船上有兩個外國毛子也讓義和團砍了。”塘沽徐老人、劉福全回憶:“新河的外國鬼子當天就打死(村民)一百多人。”[35]
1900年6月21日天津北洋機器局東局的情形,據劉金堂和宋文彬的回憶:“有個中國看守埋下了地雷,當洋人要進入東局子搶彈藥時,拉了地雷線便和洋人同歸於盡了。”[36]
1900年6月27日天津老龍頭火車站情形,據李元善回憶:“紅燈照那些小閨女們,…進攻火車站,都被(聯軍)打死了。”[37]
1900年7月天津的混戰情形,據王三爺回憶:“(天津東南郊)一個土城的義和團拿雁翎刀,把一個德國騎兵從肩上砍下來。”據郭治恩回憶:“窯灣子義和團當場剁死六個(聯軍)”,當天義和團被聯軍打死“百十來口子,被教民打死了六七十人”。由於聶士成拒絕增援義和團,聶士成被團民稱為“聶鬼子”、“聶等死”。[38]
1900年7月中旬義和團在天津最後的失敗情形,據王文炳、雲振鐸回憶:“由於直眼勾結日本人,使日本人偷偷地爬進(天津城)來。”據張家富回憶:“紀莊犧牲的團民足有一兩千人,第二年耕地時都是白骨。”
占領北京[編輯]
紫禁城內的八國聯軍。
官兵在乾清宮內坐在龍椅上
京城各國暫分界址全圖
聯軍占領津京後,當地排洋、仇洋的風氣大變,街頭一改人人包紅布、穿紅衣義和團打扮,天津百姓家門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寫“某某國戶人”,或“某某國順民、良民”。北京商鋪爭先貼出保護單,各國占管區居民,紛紛向洋兵送萬民傘,時人記載:“昔則挾刃尋仇、滅此朝食,今乃顏娟敵,載道口碑,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中之人,鹹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舉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28]
《拳事雜記》記載:“聯軍嘗將其所獲婦女,不分良賤老少,盡驅諸表背胡同,使列屋而居,作為官妓。其胡同西頭,當徑設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東頭為出入之路,使人監管,任聯軍人等入內游玩,隨意奸宿。”
在北京,以樊國梁為首的教士們發出“布告”容許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圍後八天之內搶奪生活必需品,規定搶奪不滿50銀兩的,不用上繳;超過50銀兩的,應負責償還,或交教堂處理。[39][40]
另一方面,根據馬克·吐溫撰文的揭露,僅在河北任丘縣一處,美國基督傳教士梅子明以‘用人頭抵人頭’為口號就吩咐美國第六騎兵團處死了疑似義和團民680人[41][42][43]。
僅在中國未設一兵一卒的通州一地,就有573名中上層婦女因不堪忍受聯軍士兵污辱羞憤自盡。[44]
入侵東北[編輯]
俄國除了與隨聯軍進攻北京外,更另外從南北兩路派二十余萬人進占中國東北。北路俄軍8月攻占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至9月占領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據營口,10月1日占領沈陽,10月6日兩軍會師,占據了東北全境。
各方歷史記載[編輯]
在美國的歷史記載裡,稱這次軍事解除公使館危機行動為“中國解救遠征”,中國則稱之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堅持下,瓦德西於8月7日被任為聯軍總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軍在聯軍攻進北京後兩個月才到達中國。他們因為熱切執行威廉二世7月2日發布的命令:“你們知道,你們面對一個狡猾的、勇敢的、武備良好的和殘忍的敵人。假如你們遇到他,記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作戰,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注 4]四處擄掠,而備受批評。威廉二世的這段講話是對5世紀匈人入侵歐洲的回憶。後來這段話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英國人借用來貶損他們的德國敵人。
東南互保與辛丑條約[編輯]
《辛丑條約》
戰後被立枷處死的義和團拳民。
義和團遭處決,一旁有德國士兵駐守。
主條目:辛丑條約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國宣戰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骙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借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作總統支撐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骙、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9月7日,清廷發布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鏟除不可”。中外勢力的聯合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同時,清政府派慶親王奕劻家\詈枵攣ㄌ厥,與各國和談。
1900年10月,李鴻章抵達北京,向八個占領國展開談判。當中俄國志在另約取得中國的東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國領土的想法;但英、美則以商業為重,希望保持在華的貿易利益,對俄國的擴張存有戒心,故此反對各國的領土要求。李鴻章從國際法上,提出義和團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戰詔令是被挾持之下發出,不承認中國與十一國交戰,事件是外國派兵來華助剿叛亂所引起。故此各國無割地的理據,而中國則只有賠償軍費的義務。最後達成的《辛丑條約》的正式名稱,亦只是一個中國與十一國之間的賠償協定,而並非交戰國之間的正式和約。至今,西方國家仍然以“拳民暴亂”(Boxer Rebellion),來稱呼整個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事件。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詔,停止外僑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個城鎮文武考試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縣、大同府、汾州府、孝義縣、曲沃縣、大寧縣、河津縣、岳陽縣、朔平府、文水縣、壽陽縣、平陽府、長子縣、高平縣、澤州府、隰州、蒲縣、絳州、歸化城、綏遠城;河南省南陽府、河內縣、鄭州、光州、陳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隸省北京順天府、保定府、永清縣、天津府、順德府、望都縣、獲鹿縣、新安縣、通州、武邑縣、景州、濼平縣;東三省盛京、甲子廠、連山、於慶街、北林子、呼蘭城;陝西省寧羌州;江西省鄱陽縣;湖南省衡州府。
另一方面,慈禧太後一直被視為義和團事件的罪魁禍首,因此李鴻章在“懲辦禍首”的問題上與列強多番據理力爭,最後得到保證,列強在“懲辦禍首”的條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後的名字,變相不再追究慈禧在義和團事件中的主要責任。
此外,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作為戰敗國的中國,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鐵路沿線駐兵,袁世凱就從他武衛右軍挑了3000人,換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務,變相收回了京津沿線主權,這支三千人的部隊就是中國最早的警察隊伍。僅用了半年時間,天津就被外國人描繪成世界上擁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45]。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簽署《辛丑條約》。中國雖然免於領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國給予總計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分39年償還,史稱“庚子賠款”,由關稅及鹽稅中扣付。這個數目的意味著要向每個中國人懲罰一兩白銀。對此申報發表社論說“中國不能保護使臣致慘遭斃……曲誠在我……不得謂外人過於要挾也。”[46]賠款的總值按當時銀價,約為3億330萬美元。這筆賠款金額過於龐大,後來在中國駐美公使梁誠的交涉下,美國退還了部分賠款;應付賠款2444萬,美國將當時尚未付足的1078萬從1909年1月起退還幫助中國建立海外留學教育系統。最初稱為“清華學堂”,為留美預備學校,即後來清華大學的基礎,成為後來中國最優秀的高等學府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洋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宣戰,並停止向這兩國賠付庚子賠款。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除日本)為用和平方式維護其在中國的利益,故陸續放棄或者退回了庚子賠款余額。
人員死傷[編輯]
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5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華人基督徒死亡(根據基督教會方面的統計);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超被害教民[47],未有統計(單北京死於義和團手下的有十數萬人);死亡的清軍以及中國平民約七千人[1][3]。
在這幅插畫中,西方人被滿族官員當作豬或羊殺害。
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省,主要是華北的直隸、山西,以及內蒙古和東北,普遍發生針對外國人及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天主教、基督新教、東正教教職人員及中外信徒皆有死傷。以下傷亡情況和死亡數字大都根據教會人士的統計,中國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證實:
據統計,共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47]、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48]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徒計據說有5700余人[47],新教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內地會為最多,其他屬於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7月9日,在太原巡撫衙門前,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傑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49],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於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50][51]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詳見:太原教案)
在內蒙古,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內大批天主教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52]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53]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教友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在直隸(今河北),由於總督裕祿和臬司廷雍的支持,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頑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與任德芬、湯愛玲兩神甫,不分男女老幼,盡戮,[54]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隸東南代牧區,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變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幾乎全部被毀,只有獻縣張莊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得以幸存。[55]保定附近的東閭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難,由於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在奉天(遼寧)被殺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53]。7月3日,義和團聯合清軍摧毀奉天小南門外的耶穌聖心主教座堂,紀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余名信徒全部燒死在堂內[56]。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發生了集體屠殺事件。湖南衡州和陝西,也發生主教神甫被殺事件。在山東、河南,教堂被毀者占十之七八。
影響[編輯]
對清政府[編輯]
義和拳運動的結果之一是1902年清政府延續戊戌變法的思潮,啟動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滅亡。
在中國仕紳階級看來,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總督在事件中擅自違令行動,事後反而得到褒獎。各地督撫開始出現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統一集權的態勢開始解體。十年後,南方革命黨反政府的活動激進化,團結各省新軍於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違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獨立或觀望。最終袁世凱進逼清帝退位,中華民國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導致民國軍閥混戰的政局。
列強[編輯]
俄國乘機占據了大量中國東北(或稱滿洲)的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並最終與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范圍的日本沖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系破裂並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爭。根據辛丑條約,日本可以在中國一部分地區駐軍,保護僑民和交通路線,這為日後的中日沖突埋下了禍患。
義和團事件亦改變了列強的對華政策,減緩了當時列強殖化中國的步伐,正如當時諺語所講:“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列強意識到利用虛弱不堪的清政府統治中國百姓,顯然比列強直接派總督統治百姓有利。
八國聯軍中德俄兩軍被普遍認為在鎮壓義和團暴亂中最為野蠻凶悍,而且軍紀較差,而美日軍隊被認為“嚴守紀律,不擾居民”。當時北京滿大街都是居民自制的太陽旗及“Belong Japan(日本所有)的標語”。[57]德軍因其凶悍被冠以綽號為“匈奴”。
文物[編輯]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外國使館,6月23日,位於英國使館北鄰的翰林院遭縱火,《永樂大典》幾乎全部遭到焚毀,所余無幾。翰林院內僅存六十四冊被陸潤庠運回府中。(有說永樂大典為八國聯軍燒毀,但此時八國聯軍剛剛登陸大沽,尚未進入北京) [58]
後續[編輯]
宗教沖突[編輯]
義和團運動中的“殉道者”,由俄羅斯正教會冊封。
義和團運動運動中,中國漢教(以奉玉皇大帝為天地最高神、奉儒釋道三教尊神為基本特征並雜奉各種民間俗神的中國民間信仰)和外來的基督教(被稱為“洋教”)的矛盾是沖突的重要方面,“保漢教、反洋教”是義和團運動的重要目的之一[59]。
清朝宮廷斗爭[編輯]
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義和團運動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權力斗爭。唐德剛將義和團比喻為紅衛兵,而將剛毅比作林彪,惇亲王载濂、督zね踉劁簟⒏ü乩健⒆淄踉匱男值鼙茸魎娜稅铩T刈直菜男值堋⒏找慵捌湟話鋟鮒搴屯諾拇蟪,趙舒翹、毓賢、董福祥等,利用義和團的民間力量及慈禧太後對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態,排斥光緒帝等帝黨。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本擬廢光緒立載漪之子大阿哥溥俊為帝,但遭到西方列強反對,因此,載漪等人對西方列強及光緒帝極為仇恨。[14]在多次御前會議上,他們當眾羞辱光緒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緒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欲弑光緒帝,被慈禧太後阻止。但慈禧太後雖保住了光緒的命,卻也忌他們幾分,無法控制他們。董福祥的甘軍殺了日本使館三等書記員杉山彬後,慈禧太後曾召董福祥及載漪面斥,欲下旨懲辦,但董福祥以甘軍嘩變來要脅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罷。
評價[編輯]
正面評價[編輯]
八國聯軍司令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的《瓦德西拳亂筆記》:
吾人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無德行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之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
馬克·吐溫於1900年11月23日,在紐約公共教育協會上發表《我是一名義和團》的演講:[60]
為什麼不讓中國人擺脫那些外國人?既然我們並不准許中國人到我們這兒來,我願鄭重聲明,讓中國人自己去決定,哪些人可以到他們那裡去,義和團是愛國者,我們祝願他們成功。義和團主張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義和團,因為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
列寧的評價:列寧著有《中國的戰爭》一書:
中國人並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並無沖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
陳獨秀
義和團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經濟上的原因——農民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動政局趨於極端之結果。[61]若因為參加義和團運動者為全民中之少數,則參加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數,我們決不能只據實際參加者之數量,便否認其質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文明的紳士學者們,說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說列強不應該懲罰到義和團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強跪著說:我們是文明人,我們不曾反抗;汝們懲罰少數的義和團,不應該皂白不分連累到我們大多數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這樣,還幸虧有野蠻的義和團少數人,保全了中國民族史上一部分榮譽![62]
負面評價[編輯]
康有為《拳匪頭王培佑超升京尹論》:
那拉後、端王、慶王、榮祿、剛毅、趙舒翹,此六人者結通團匪,以戕殺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積弱之源於風俗者》:
“夫今日拳匪之禍,論者皆知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耳[63]。
嚴復1902年發表於《大公報》的《主客平議》一文:
嗟呼!庚子妖民愚豎,盜兵潢池,其遺禍國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謂無愛國者。特愚妄憤戾,而其術又純出於野蠻,此其所以終被惡名,而無以自解於天下。嗚呼!亦可傷已。[64]
孫中山:孫中山講義《民權主義六講 第五講》
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藉,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
秋瑾《精衛石》:“義和拳釀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
鄒容《革命軍》: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加波拿裡,為國民添禍亂。”
蔡元培《華工學校講義》(1916):“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後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
其他看法[編輯]
有觀點認為
1,義和團運動並沒有對當時的中國產生有利的影響,反倒是幫了帝國主義的忙。義和團對教會、使領館的暴力行徑為列強提供了借口,實際促成了列強的武裝入侵,以及隨後的辛丑條約,導致中國被列強更進一步地勒索榨取。清朝統治力量顯著下降,中國陷入一片混亂。同時俄日兩國趁機在東北擴展勢力范圍,俄國借著中國混亂,趁機侵占了中國東北,日本也借由此次率先協助軍事鎮壓義和團拳亂,國際地位提高,勢力向中國東北擴張,因此義和團運動也間接導致後來日俄戰爭時中國東北淪為戰場,使中國遭受嚴重損失。[來源請求]
2,運動導致32,000中國基督徒死亡、超過100,000名中國無辜平民被義和團殺害死亡,而被八國聯軍殺害的中國平民有5000名,再加上死亡的清軍2000名,以及義和團拳民自已傷亡更是不計其數。八國聯軍士兵只有1003人死亡,西方傳教人員200多人死亡,其中還多為婦女兒童。
義和團運動造成的死亡人數中,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外國人與中國人的死亡人數完全不成比例。[來源請求]
義和團運動中除了多傷人命之外,中國人經濟財產也遭受巨大損失。例如,義和團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點火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屈臣氏洋藥店,結果烈火乘風勢迅速蔓延,一把火燒掉了附近的商鋪1800余家,民居7000余間[65]。“焚正陽門外四千餘家,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3,義和團運動,雖然喊著“扶清滅洋”口號,可是既沒能“扶清”,也沒能“滅洋”,清朝更弱了,列強更強了,反倒成了“引洋滅清”。燒的、殺的基本都是中國人,損毀的是中國自己的電線杆和鐵路,洋務運動以來的積攢的現代化成果遭到毀滅性破壞。只是一場對自己民族而言的災難性的暴亂。[來源請求]
4,後世對義和團的褒揚,諸如“打擊了帝國主義列強”“民族精神的覺醒”之類雲雲,多數出於對義和團所代表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同情,或者出於政治意識形態宣傳的需要,並不是出於對事實的理性客觀的判斷,務虛不務實。“愛國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在義和團運動中體現的淋漓盡致。[來源請求]
文藝作品[編輯]
義和團運動於1963年的電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66]中被提及。《北京55日》於西班牙拍攝,由於拍攝需要數千名中國演員,電影公司從西班牙全國各地幾乎把找到的中國人都拉來排戲了。這樣的結果導致在電影拍攝期間西班牙全國的中國餐館幾乎都關閉,因為餐館員工(通常是業主)都被電影公司所雇用。電影公司雇用了如此多的中國人以致在幾個月的時間內,西班牙全國幾乎找不到中國餐館吃飯。這套電影因為題材敏感,後來一直被禁止在香港上映,在台灣雖曾打算以“慈禧太後失政記”片名上映但亦被禁映,本片在兩地都直至1980年代中後期才解禁上映。
1975年,香港的邵氏兄弟拍攝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電影,名為《八國聯軍》(Pa kuo lien chun)[67],導演張徹使用高預算拍攝了一個關於覺醒與復仇的大場景故事。 《八國聯軍》描述了拳民的追隨者因受欺騙而相信他們刀槍不入水火不傷。電影的武術導演是劉家良,由傅聲主演。
1986年,中國大陸作家馮驥才關於義和團運動的小說《神鞭》被改編成電影,著名演員陳寶國參演。電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辮子神力無比,可作為傷人利器,被稱為“神鞭”。傻二亦憑借這項才能加入了義和團。在一次和“洋人”的戰斗中,傻二的戰友大都陣亡,傻二的辮子也被洋槍打斷,此後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結尾,傻二剪掉了辮子,變成了一位神槍手,繼續和外國勢力作斗爭。傻二有一句總結全劇主旨的名言:“祖宗的東西再好,該割的時候還得割”。
1992年香港導演徐克所拍攝電影《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也以這段史事作為故事背景。
1995年尼爾·斯蒂芬遜(Neal Stephenson)寫了一部後數字朋客小說《鑽石時代》(The Diamond Age),義和團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布置中被含糊提及。
時間軸[編輯]
5月27日,三萬拳民占領涿州。
5月28日,英國全權公使竇納樂有感使館區有危險,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國戰船增援。337名外國水手及陸戰隊員於5月31日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防衛使館區。另外89名德國及奧國陸戰隊員於6月3日抵京。[68]
6月6日,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調查。義和團首領李來中向剛毅等表示義和團只反洋人,不反朝廷。結果剛毅回京後,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
6月9日,慈禧從頤和園回宮,並調董福祥的武衛後軍進城,駐扎在永定門內。董軍中不少士兵參加了義和團。董福祥還與義和團首領李來中結拜兄弟。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義和團拳民於同時開始大舉入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是日起,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對外通訊斷絕。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在永定門內被剛調入京的董福祥甘軍所殺,被開腹剖心。[68]駐天津的各國領使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爾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因為鐵路被拳民破壞,西摩爾受阻於天津城外的楊村、廊坊一帶,與清兵及義和團展開戰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試圖解除清兵和義和拳民對公使館的圍困失敗。該戰事被清政府及義和團認為是一次抗擊外敵的重大勝利,並被命名為“廊坊大捷”。
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內城,當天燒毀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護)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
6月15日,軍機處曾一度傳旨,令在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及山東巡撫袁世凱速入京。
6月16日,義和團燒毀前門老德記西藥房,而附近約千家商鋪受波及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毀。拳民同時四處破壞教堂攻擊教民,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如據當時目擊者記載:“鄉民適趨市集,七十余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47];也有被公報私仇而殺者,如扶持義和團的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的好友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尋仇於七月初被全部殺害。而義和團民的不同派別也互相武斗殘殺。義和團、京師禁軍和甘軍也肆意奸殺婦女,不計其數。除了屠殺奸淫外,義和團及清軍也擄掠洗劫商戶平民,並將贓物公開拍賣。當時的權貴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的家都被搶掠,徐桐(時年八十)[注 5]更被義和團民拖出批斗。是日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後,一度發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諭。
6月17日聯軍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時,得到虛假情報,以為外國的要求她歸政於光緒。慈禧態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轉變,轉為支持義和團及向洋人開戰。命剛毅、載漪、載勳、載濂、載瀾統領義和團,任載勳為步軍統領九門提督。
6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7月,毓賢派士兵守太原城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月9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仆役二十余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毓賢下令斬為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血,有十六人將血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䌸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14]
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兵伏擊(由於克林德曾經槍殺義和團眾,此次行為被認為是報復);釀成戰爭的導火線。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後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向“彼等”(並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等十一國”)同時“宣戰”。實際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達一份譴責洋人和表達決心的詔書,而該詔書未曾按現代外交慣例,交予外國使節。
清廷向各國宣戰的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使館區內被圍人數約3,000人,當中約2,000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0人為外國男性平民,147名婦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陸戰隊共409人,武裝有3挺機槍及四門小口徑火炮。各國在准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築起防御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樂負責指揮抵抗。[68]
6月25日,在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的率領下,義和團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緒帝,被慈禧太後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沖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約有45,000[注 6]名來自日本、美國、奧匈帝國、英國(英軍中包括英在威海衛訓練的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兵團)、法國、德國、意大利及俄國的八國聯軍以及反抗拳亂的中國軍隊與義和團拳民對戰。7月至8月進軍北京的聯軍指揮官是俄國人General Linevitch[68]。
6月27日,許景澄及袁昶聯銜上奏,請殺主戰派,而再後殺兩人以謝主戰派。
7月14日,聯軍占領了天津;直隸總督裕祿兵敗後自殺。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許景澄及袁昶被清廷處死。
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逼,沿途並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當時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而聯軍總數開始時僅3萬多人(後來有所增加)。時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進軍增添了種種困難。
8月11日,清廷處死主和的大臣聯元、立山及徐用儀。此三人與之前被殺的許景澄、袁昶號稱庚子被禍五大臣。
8月14日凌晨,聯軍至北京城外,經兩天的激戰,到8月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門,隨即與清軍在京城各處展開巷戰。
8月16日晚,八國聯軍已基本占領北京全城。慈禧等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後立即倉皇離開,逃到西安。
注釋[編輯]
^ 與傳統觀點不同,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義和團從未反對過清王朝的統治,也沒有提出過“反清復明”的口號[5]。
^ 趙三多最先於1898年提出“助清滅洋”,稍後改為“扶清滅洋”,1902年又改為“掃清滅洋”
^ 他在後來的任期內先後親自下令誘殺、捕殺了超過150名傳教士和他們的家眷[13]。
^ (德語原文: Ihr wisst es wohl, ihr sollt fechten gegen einen verschlagenen, tapferen, gut bewaffneten, grausamen Feind. Kommt ihr an ihn, so wisst: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Gefangene werden nicht gemacht. Führt eure Waffen so, dass auf tausend Jahre hinaus kein Chinese mehr es wagt, einen Deutschen scheel anzusehen. 這個演講有兩個不同的版本,詳細參見討論頁)
^ 支持義和團的大臣,曾奏請慈禧太後下詔“無論何省何地,見有洋人在境,徑聽百姓殲除”
^ 數字統計不一。按唐德剛《晚清七十年》,8月中從天津進至北京的部隊其實只有七國(當中兩國只為象征式的掌旗兵)約一萬六千人,分別為:日軍八千人,俄軍四千八百人,英軍(主要為錫克兵)三千人,美軍二千一百人,法軍八百人,奧國五十人,意國五十三人。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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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2.hawaii.edu/~rumme...c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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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上諭《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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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14.1 14.2 14.3 清.羅惇曧,拳變余聞
^ 《查禁義和拳匪告示》
^ 裕祿:《復兩司(廷傑、廷雍)電》)
^ 梅東益等:《致裕祿電》
^ 梅東益:《致裕祿電》
^ 廷雍等:《致裕祿電》(190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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