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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为何互相欺凌?学校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
留守儿童为何互相欺凌?学校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留守儿童为何互相欺凌?学校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
但是，在这组关系中，受害者的地位与施暴者的地位一定是不平等的，受害者在受到其他人欺负的时候，他们可以以“朋友”的名义来保护他，但这不影响在他们自己这个圈子内，他一定是受其他人欺负的对象。那么，这种看似朋友实则“压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又是如何产生的？
一线老师和家长的描述似乎都有一个高度相似的“解释”：这些孩子在性格上一般都是非常善良的，比较老实，成绩中等，不太爱表达，在老师和家长面前是典型的“中等生”和“乖孩子”。这种善良在不对等的同辈群体交往中，往往就转为“不轻易反抗”“忍让”“忍受”等行为，尽管他内心觉得他们是不对的，至少让自己非常不适，但也不会说什么。
成为善良老实人并不是他们的错，更不是他们遭遇霸凌的核心原因。结合长期观察可以发现，初中生群体中确实存在这么一群“懂法”的人，其本质是钻法律空子，以自己未满14周岁，或者未满16周岁为由，在校园内外尝试做一些让自己刺激、能够满足自己欲望但不符合自己这个年龄阶段、不符合中学规范的行为，比如抽烟、喝酒、嚼槟榔等，甚至冒险参与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比如有组织的打架斗殴、砸车偷东西、公路上飙车等等。
中国农民外出务工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00后、10后肯定不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在笔者的同龄人（85后）中，80后、90后中不少人就有留守的经历，他们是中国农村第一代留守儿童。
同样是留守，为何第一代留守儿童遭遇这类极端恶性的同辈群体欺压的事情较少听闻，到了生活水平、法制水平、管理水平、信息水平均获得综合提升的21世纪20年代却时常出现？作为农村社会的细胞——农民家庭出现结构性危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还有没有家庭之外的因素如社区环境、校园环境、网络环境的影响？甚至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才是这类事件频繁发生的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发生在某初中的一起欺凌事件
笔者在某校实习的时候，深度了解了一起“常规欺凌事件”。欺凌者和被欺凌的同学都是初二的同班同学，前者是3-4个男生，他们“强行”脱掉后者的裤子，然后用学习机录他撒尿的样子，并强迫他玩弄自己的隐私部位。一开始后者也是被前者“骗到厕所里说拍好玩的事情”，后者最初以为只是好友之间的“拍摄人脸”的游戏，但剧情根本不是他所预设的。
为什么他会同意别人给自己“拍脸”呢？初二年级正处在发育期，也许他觉得自己有点“小帅”或者只是单纯地认为“拍这种视频好玩”。作为电教委员，他原本负责管理平板使用，不允许同学私自带平板出教室，但可能是因为“友情”或“义气”，也可能是自己经不住“摄像”的诱惑，就给这些“朋友”特殊待遇，让他们将平板带出教室拿到厕所。
笔者发现，在实施欺凌的圈子中，内部常常有“主导者”-“配合者”-“跟随者”三种角色，他们会商议如何分工来实施“他们认为好玩，但实则是欺凌”的事情。受欺凌者只能表面上跟他们在一起玩，但是在隐秘的角落，就成为他们“有组织欺负”或“偶发性发泄”的对象。
也许在欺凌的最初状态，“因为是朋友”“因为是熟人”“朋友要讲义气”，受害人在遭遇朋友带给自己不适感的时候，仅仅只是把这当作“朋友间的开玩笑”，但此时二者的关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前者会不断利用信任试探玩耍的边界，同时利用隐秘空间建构强弱秩序。
“利用信任关系试探玩耍的边界”
好朋友在一起玩耍是儿童互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具体玩什么内容、如何玩一般由大家共同确定。在这个事件中，受害人与霸凌者在“玩耍”的设定上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非一致性。一致性是“同时去厕所摄像”，非一致性是受害者以为“拍脸颊”但霸凌者是“拍下体”。
当受害者基于朋友信任关系进入一个“隐秘的封闭空间”——学校厕所的小隔间，当受害者发现自己预想的“玩耍方式”与霸凌者设计的“玩耍方式”在细节上有明显差距且让自己感到非常“不适”而想退出的时候，他就被“围攻”了。
案例中受害者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退出这个“游戏”，受害者写道：“没过多久，XF就开门进来，开始拉我的裤子。我不想给他们看，就说你走开，别搞喽。把他推开后，我就想开门出去上厕所。”但是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失败了。“接着LZ进来了，把我推到了角落”。
从受害者的检讨书可以看到，他的朋友一开始确实是拍脸，但另一个朋友进来后觉得不够刺激，就开始扒他的裤子，这时他开始反抗，但也仅限于“半开玩笑式的语言反抗”，即他自己说的“你走开，别搞喽”，并顺手推开对方。也许正是他的反抗不够激烈、不够坚定，再进来的另一个朋友则直接把他推到了阁间角落，同时三个围着受害人。
不错的新闻，我要点赞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一线老师和家长的描述似乎都有一个高度相似的“解释”：这些孩子在性格上一般都是非常善良的，比较老实，成绩中等，不太爱表达，在老师和家长面前是典型的“中等生”和“乖孩子”。这种善良在不对等的同辈群体交往中，往往就转为“不轻易反抗”“忍让”“忍受”等行为，尽管他内心觉得他们是不对的，至少让自己非常不适，但也不会说什么。
成为善良老实人并不是他们的错，更不是他们遭遇霸凌的核心原因。结合长期观察可以发现，初中生群体中确实存在这么一群“懂法”的人，其本质是钻法律空子，以自己未满14周岁，或者未满16周岁为由，在校园内外尝试做一些让自己刺激、能够满足自己欲望但不符合自己这个年龄阶段、不符合中学规范的行为，比如抽烟、喝酒、嚼槟榔等，甚至冒险参与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比如有组织的打架斗殴、砸车偷东西、公路上飙车等等。
中国农民外出务工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00后、10后肯定不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在笔者的同龄人（85后）中，80后、90后中不少人就有留守的经历，他们是中国农村第一代留守儿童。
同样是留守，为何第一代留守儿童遭遇这类极端恶性的同辈群体欺压的事情较少听闻，到了生活水平、法制水平、管理水平、信息水平均获得综合提升的21世纪20年代却时常出现？作为农村社会的细胞——农民家庭出现结构性危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还有没有家庭之外的因素如社区环境、校园环境、网络环境的影响？甚至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才是这类事件频繁发生的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发生在某初中的一起欺凌事件
笔者在某校实习的时候，深度了解了一起“常规欺凌事件”。欺凌者和被欺凌的同学都是初二的同班同学，前者是3-4个男生，他们“强行”脱掉后者的裤子，然后用学习机录他撒尿的样子，并强迫他玩弄自己的隐私部位。一开始后者也是被前者“骗到厕所里说拍好玩的事情”，后者最初以为只是好友之间的“拍摄人脸”的游戏，但剧情根本不是他所预设的。
为什么他会同意别人给自己“拍脸”呢？初二年级正处在发育期，也许他觉得自己有点“小帅”或者只是单纯地认为“拍这种视频好玩”。作为电教委员，他原本负责管理平板使用，不允许同学私自带平板出教室，但可能是因为“友情”或“义气”，也可能是自己经不住“摄像”的诱惑，就给这些“朋友”特殊待遇，让他们将平板带出教室拿到厕所。
笔者发现，在实施欺凌的圈子中，内部常常有“主导者”-“配合者”-“跟随者”三种角色，他们会商议如何分工来实施“他们认为好玩，但实则是欺凌”的事情。受欺凌者只能表面上跟他们在一起玩，但是在隐秘的角落，就成为他们“有组织欺负”或“偶发性发泄”的对象。
也许在欺凌的最初状态，“因为是朋友”“因为是熟人”“朋友要讲义气”，受害人在遭遇朋友带给自己不适感的时候，仅仅只是把这当作“朋友间的开玩笑”，但此时二者的关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前者会不断利用信任试探玩耍的边界，同时利用隐秘空间建构强弱秩序。
“利用信任关系试探玩耍的边界”
好朋友在一起玩耍是儿童互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具体玩什么内容、如何玩一般由大家共同确定。在这个事件中，受害人与霸凌者在“玩耍”的设定上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非一致性。一致性是“同时去厕所摄像”，非一致性是受害者以为“拍脸颊”但霸凌者是“拍下体”。
当受害者基于朋友信任关系进入一个“隐秘的封闭空间”——学校厕所的小隔间，当受害者发现自己预想的“玩耍方式”与霸凌者设计的“玩耍方式”在细节上有明显差距且让自己感到非常“不适”而想退出的时候，他就被“围攻”了。
案例中受害者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退出这个“游戏”，受害者写道：“没过多久，XF就开门进来，开始拉我的裤子。我不想给他们看，就说你走开，别搞喽。把他推开后，我就想开门出去上厕所。”但是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失败了。“接着LZ进来了，把我推到了角落”。
从受害者的检讨书可以看到，他的朋友一开始确实是拍脸，但另一个朋友进来后觉得不够刺激，就开始扒他的裤子，这时他开始反抗，但也仅限于“半开玩笑式的语言反抗”，即他自己说的“你走开，别搞喽”，并顺手推开对方。也许正是他的反抗不够激烈、不够坚定，再进来的另一个朋友则直接把他推到了阁间角落，同时三个围着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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