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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三年自然灾害，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年–1961年间因为三面红旗运动而发生全国性饥荒的一段时期，也有学者将1958年、1962年划入饥荒时期。据各方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了中国大陆1500万人–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三年大饥荒类似于1932年苏联大饥荒的事件重演，主要成因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制度性问题、外交困境等

学术界称法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大饥荒”、“中国大饥荒”、“中国三年大饥荒”、“大跃进饥荒”、“毛氏大饥荒”等。而事实上，大饥荒所发生的时期有不同说法、并不局限于“三年”。贾斯柏·贝克、巴兹尔·阿什顿（Basil Ashton）、文贯中、杨继绳、冯客、周逊等人的著作均采用1958-1962年，还有一些情报机关（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是从1958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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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59-1961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大饥荒，中国官方对此有“三年自然灾害”[26][27][28]、“三年严重自然灾害”[29]、“三年困难时期”[27][28]、“三年经济困难时期”[27]、“三年暂时困难时期”[30]等称法。

1962年初，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将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点[31]。但此举引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等人的不满（毛认为应当坚持三面红旗、成绩大于错误），并成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批斗和迫害的原因之一。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人为因素正式被指为主要原因[1][26]。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并将主要成因归结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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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5年开始，由于批判右倾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趋势，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指标。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发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38]。1956年2月份，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决定把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38]。1956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初稿，其中写道“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 同时更进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38]。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暂时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大幅冒进的趋势，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39]。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40] 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40] 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可，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对此作了批评，并提出“反反冒进”[38][41][42]。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运动”，对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埋下祸根[38][43][44]。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41]。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和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开始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39]。但此后，1958年10月起，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他在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注：指广西饿死550人的事情），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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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其高级干部的食物、肉类及香烟不虞匮乏而批示“特需供应”的报告，依官员级别满足所需，造成特权供应[47]。196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48]。1961年2月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陈云按照老婆于若木的建议，又对高级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黄豆[49][50]。在大饥荒时期，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计划配给体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干部又按照级别高低获得不同的饮食待遇。以下是部分人士对饥荒时期特供的回忆：

高干韦君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特供：“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51]。”
当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甘肃大饥荒三年里农村出现了比较少见的妇女病，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过度饥饿引起闭经，只有干部妻子经期正常[5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53]。”
历史学家王曾瑜忆三年困难时期：看到高干身份的北京大学校长脂肪丰富的腹部，心里就生气[54]。其并回忆说：“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
对于毛泽东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况，存在着不同描述。一方面，1968年后担任毛泽东伙食管理员的吴连登说：“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但在最困难时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没有了红烧肉，鸡、鱼、肉、蛋都没有了，全是素菜。举个例子，毛主席特别爱吃鱼，但在那个时候，他连鱼都不吃了”[56]。卫士封耀松则说1960年毛泽东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来，封耀松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一天工作”[57]。


毛泽东在杭州阅读《人民日报》（1961年）。照片显示毛泽东的身体富态。[58]
然而，也有与此类描述大相径庭的说法：1954年秋天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经常陪他吃饭，并为1960年毛生日餐当事人之一的秘书林克为此专门打电话询问了毛泽东当时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59]。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给被派到农村搞调查的身边工作人员林克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亦可见中南海的高干食品特供部门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并不像中国其它地方一样物资缺乏[60]。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61][62]。经常陪毛泽东吃饭的卫士张景芳回忆称，大饥荒时期有一次陪毛吃红烧海参，毛看他不吃，给他夹海参，太滑掉在桌上，为了节俭，毛把它捡起来吃掉[63]。

毛泽东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654.82元，另有水果费86.65元，一般杂费54.22元，小孩生活费47元，首长杂费17.04元，房租费86.80元，澡费3.6元，汽车费2.70元。按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算，折合黄金243.9克，换算成2012年的价格在8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期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债开支私人客饭59.84元和115.11元两次[64]。有报道指，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烟酒肉茶一直没有间断，生活待遇相对于其他中国人是优越和奢华的，譬如，许多省、市大兴土木，为毛以及其他高阶官员建造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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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粮下降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59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68]，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69]。具体数字上，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70]。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2年出版的文件中称，1961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出现下跌，有工厂关闭，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被扰乱，数以百万的人严重营养不良。并且出现广泛的饥荒(widespread hunger)[25]。在另一份中情局于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共产中国的上升死亡率》）中，文件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死亡率（中国大陆）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此外中国大陆在1959年到1961年的年粮食产量也低于1957年的水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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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数

中国大陆人口数量变化图。可以看到在“大跃进”期间出生率的大幅降低和死亡率的显著提高。
受政治因素影响，各方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均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71][72]。中国大陆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73]。此外，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普查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74]。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7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从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万人[76]；1960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000多万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数应在1000万以上。这还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76]。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认大量人饿死，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中共官方主办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网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认了大规模饿死农民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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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人口出生和死亡数据 (单位：万)[77]

年份	出生人数	死亡人数	时期	出生人数合计	死亡人数合计
1954年	2245	779
1955年	1978	745	1954—1956年	6199	2230
1956年	1976	706	1955—1957年	6121	2139
1957年	2167	688	1956—1958年	6048	2175
1958年	1905	781	1957—1959年	5719	2439
1959年	1647	970	1958—1960年	4941	3444
1960年	1389	1693	1959—1961年	4224	3602
1961年	1188	939	1960—1962年	5037	3298
1962年	2460	666	1961—1963年	6602	2289
1963年	2954	684	1962—1964年	8143	2152
1964年	2729	802

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数字大多在1500万到5500万之间，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村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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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恩富与福州大学的詹志华在《人口研究》2017年2号刊发表论文《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15]，他们在1996年杨子慧研究的基础上，认为1953-1964年存在大量死亡漏报的情况，并认为数百万人口的死亡漏报的补报工作是在1958-1961年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完成的。他们将死亡漏报数量的情况考虑在内，通过线性平均对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数进行调整，然后根据调整后的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口，以及1962-1964年平均死亡人口和1964-1966年平均死亡人口，估计出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0-500万人[15]。
201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编辑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全国人口状况”两份统计报表得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000万；同时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的人口》的说法：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81][82][83][84]。
2011年，徐州师范大学的数学教授孙经先作出的死亡人数估计为学界最低，他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性死亡”（饿死的粉饰性说法）人数在250万以下，并同杨继绳、曹树基、洪振快、蒋正华等人发生了激烈的辩论；2020年，孙经先称其论敌均已采用“鸵鸟战术”，不回应质疑或是退出争论，可证“饿死三千万”一说的虚假。[85][86][87][88][89][90][91][92][93][94]
2010年12月，北京大学学者孙尚拱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总人口数据估算，认为1961-1962年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4400万人[95]，但他没有区分出生人口的减少和死亡人口的增加。
2010年9月，荷兰历史学家冯客（时任伦敦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出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四年遍阅全国解密档案，认为1958年初至1962年底的大饥荒至少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至少250万人（占总体6%-8%）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96][97][98][99][100][101]。但冯客的数字受到爱尔兰经济史学家科马克·奥·格拉达的批评和质疑，认为该书使用的人口粗死亡率过低，因此高估非正常死亡人数[102]。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举各方观点，结论是从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144万，如果从1958年算起，那总数接近3000万[103][104]。
2006年，哈佛大学再版费正清的《中国新史》认为1958-1960年饿死人数是2000-3000万[105]。
2005年，前中央党校教师、独立学者余习广经过约20年的档案研究，出版《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认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500万，该数字获得历史学家冯客、陈意新（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分校）等人的引用[10][97][106][107][108]。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250万人左右[109]。曹思源根据中央档案馆解密档案，算出饿死3756万，与曹树基的结果相近[110][111][112]。
2000年，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披露，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113][114]。
1999年，《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共产主义黑皮书》也称之为“史上最大饥荒”[115]。
1996年，赵紫阳幕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所写成的秘密报告，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4600万[116][97]。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人数达4000、5000万：河南780万，安徽800万，山东750万，四川900万，青海90万，江西640万，湖南470万[116]。据《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英文版第272页，此数字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确认[116]。
1993-95年，金辉、丁抒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117][118]。
1989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提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113][119]。
1987年，美国人口学家、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朱迪丝·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在其著作《变化中的中国人口》一书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000万人左右[120]。
1986年，西安交通大学蒋正华教授接了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下达的课题，以生命表的纯统计学方式计算出死亡1700万[121]。这项结果收入《中国人口年览·1987》、《中国人口·总论》，被视为官方承认的死亡下限。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认为蒋正华的1700万死和美国人口学家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的2700万死最为可靠，两者综合考虑取2200万人死[122][123]。
1984年，巴兹尔·阿什顿（Basil Ashton）等人的论文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数3000万人，与此同时出生减少3300万人[22]。
1984年，作为第一位研究大饥荒死亡人数的学者，美国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在其出版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中，认为中国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2700万人左右[22][124]。
1962年9月2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刊发的一份名为《共产中国的上升死亡率（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造成了（中国大陆）死亡率快速上升[24]。又另一份中情局1964年7月31日出版的文件的82页称，在1960到1961年有超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unnatural deaths）[125]。但是于1964年后CIA的报告中依据统计资料修正更改了前几年报告的论述，依据数据大约有4400万人在运动后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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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宣传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126]。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27]。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128][129]。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130][131]。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大跃进期间周游中国后报道称“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谎言”[132]。

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133]。

各省情况
四川：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134][135]。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136]。根据官方的《四川省志》，四川人口从1958年到1961年连续四年负增长，1960年人口死亡率达到了最高的53.97‰，当年全省有65个县人口负增长超过 50‰，17个县超过80‰，7个县超过100‰[137]:458。1961年底全省人口为6459.2万人，比57年的7081万人，减少约621.8万人[138]:102。其中仅乐山专区1958-1961年人口即减少55万[139]，南充专区人口减少36.5万[140]；记者惠文在成都平原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了日记，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写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1958年转为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但到了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的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普安公社人口也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也死了40％以上。”[141]
安徽：当时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500万人[142]。而依据地方志，可以推测大饥荒期间安徽非正常死亡应有400万人，最低估计也不应少于350万人[143]。中共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李坚调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间饿死人的总数，将生产队、公社，再到每个县的统计数字逐级汇总，安徽全省饿死人总数350万，正式上报为300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文革后表示：核实结果，安徽饿死350万没错[144]。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145]。
河南：依据地方志，1958－1960年河南共死亡325.9万人，其中1960年死亡193.8万人，粗略估计非正常死亡约150万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达135万人[143]。南阳：1960-1961年间全区共减少27.6万人[146]；许昌：1959-1961年全区共减少8.5万人[147]；商丘：1959-1961年全区共减少5.4万人[148]。
山东：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149]。”
甘肃：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三年困难时期该省饿死的人口达100万[150]。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151] 。特别的是，甘肃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曾爆发过“夹边沟惨案”[152][153]。
贵州：官方统计数字指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而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中认为全省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154]。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一说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而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155]。
浙江：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156]。
陕西：
主条目：三年困难时期的陕西省
2013年，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在陕西省委党报《陕西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父亲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其中提到陕西也发生了饥荒[157]。
湖南：据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湖南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1959年-1961年间，湖南省出现了死亡人口剧增，出生人口锐减的情况。具体见下表。
1955年-1964年湖南省出生人口、出生率、死亡人口、死亡率数据[158]

年份	出生人口/万人	死亡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1955	107.32	56.46	31.10‰	16.36‰
1956	103.27	40.17	29.59‰	11.51‰
1957	119.00	37.01	33.47‰	10.41‰
1958	108.99	42.38	29.96‰	11.65‰
1959	88.38	47.83	24.00‰	12.99‰
1960	70.76	106.81	19.49‰	29.42‰
1961	44.27	61.86	12.51‰	17.48‰
1962	147.14	36.36	41.40‰	10.23‰
1963	172.97	37.53	47.29‰	10.26‰
1964	158.26	48.30	42.20‰	12.88‰

[西出阳关无故人]

毛腊肉的罪行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