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大银行做董秘到底是什么感受?

2016-03-02 | 来源: 证券日报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熟悉又神秘。熟悉之处在于，每个人几乎都会接触到它的网点，到它那里办业务，神秘在于，它们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总行行长每天都干些什么？高管们又每天做些什么呢？

　　证券日报给了大家这个机会，3月1日，该报刊登了署名中国建设银行董秘陈彩虹的文章《董事会秘书究竟是种什么动物》，让我们能够管中窥豹。

　　陈彩虹，男，2007年起担任建行董事会秘书，长期在建行工作。在出任董秘前，陈彩虹自2003 年12 月至2007 年7 月任建行首尔分行总经理，1997 年3 月至2003 年12 月历任建行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福建省分行副行长，汉城分行筹备组负责人。陈彩虹是高级经济师，1982年湖北财经学院基建系基建经济专业大学本科毕业，1986 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以下为文章全文：

　　2007年5月的一天，时任建设银行韩国首尔分行总经理的我，正在办公室里审阅合同文件。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国内的同事打来的。同事告诉我，总行已经传开了，我将调回国内，出任我行的董事会秘书。

中国驻加总领馆发警告快看什么事

夜骑开封,一现象级事件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什么?

秦昊问伊能静: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是什么?

　　董事会秘书？我有些惊讶，也有些茫然。惊讶的是，前不久我回国公务，得知我行第一任董事会秘书已经离职，新接任者还不到两个月，怎么又要换人？难道是第二任也不干了？茫然的则是，我对董事会秘书这个职位，几乎完全没有概念。接完电话后，脑海里一直游荡一个问题：这个所谓现代公司治理“创设”出来的角色，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毕竟要回国了，这是个好消息。我首先电话告诉了父母。当父亲听到我回总行是当“董事会秘书”时，沉默片刻后，关切地问，你这么大的年龄了，做秘书吃得消么？我一时语塞。老爷子显然是简单地用“秘书”来理解了。是啊，我这个局内人都不清楚的职位，局外的普通老百姓当然就更不懂了。

　　2011年3月份下旬，我行战略合作伙伴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莫尼汉先生一行来访。这时，我已经在董事会秘书职位上工作三年多了。记得那是北京一个初春的傍晚，微风和煦，柳枝萌芽，我行在钓鱼台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董事长、行长和监事长悉数到齐。不巧的是，当年西方的复活节还未过去，莫尼汉先生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节前不仅不饮酒，也只吃很少的食物。在众人热情洋溢地来回举杯推盏时，他就显得落单了。作为主方的我，赶紧走到他身边，陪他聊聊天。

　　有点意外的是，就那么一点点时间的交流，不苟言笑的莫尼汉先生，竟然连续问了我两个很“中国特色”的大问题：监事会是做什么的？董事会秘书又是做什么的？就后一问题而言，看来国外的同行对于中国公司的“董事会秘书”也是没有概念的。

　　这种交流当然不能背公司章程条款。我告诉他，中国与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不同的，我们的监事会是专门负责监督的机构，如果用一辆汽车来比如的话，美国公司治理设计的车是一个油门（管理层），一个刹车（董事会）；中国设计的车也是一个油门，但有两个刹车（董事会和监事会）。我还调侃地说，由于我们有两个刹车，美国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而我们完好无损。至于董事会秘书，就如同这个宴会里的某个角色，他既不是请客的主人（董事会成员），也不是做饭的厨师（管理层成员）；而是协助主人点菜，同时又督促厨师做饭的人，当然还要负责整个宴会的安排和组织工作。

　　莫尼汉先生不断地点头，不知道他是真懂了，还是初次见面的礼节使然。反正，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些年在董事会秘书职位上的摸爬滚打，得到关于公司治理一些问题的理解，特别是自己这个职位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了。其实，美国人不清楚，中国人自己也不太清楚的事情，要真的说得很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认为，生活中有些“事实”是语言根本说不清楚的。董事会秘书所关联的“事实”，或许就是这一类吧。这样说来，莫尼汉先生懂不懂，我也不要负什么责任——世界上本来就存在大量说不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