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六千名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

一、不能不说的话

1967年8月17日的深夜，湖南长沙的六千知青开始了惊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这和湖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早全国四年有关，和湖南1964年的“彻底贯彻阶级路线”有关。

19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这个比例在我们白水知青中还可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且不乏学业优秀者。

从数字来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显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乡的动机中或多或少的带有“原罪”。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从16岁至20岁的年轻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热心的家长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

他们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理想情怀、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

1965年新年刚过，江永四个长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是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锄头，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

二是大远公社两名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

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陈，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1966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这时，有人别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日后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赫然在目。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

秦岚郭京飞新剧开播,网友惊叹:长沙含量太高了!

俄罗斯基地单位发生百名士兵集体逃亡 3人成功

网友长沙偶遇刘欢,身体已康复走路健步如飞...

8月29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滥杀无辜恶性案件。9月初的几天里还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

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二、诗人之死

8月17日，长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伯明?”王伯明回答：“我就是。”“地主崽子王伯明！”呯!呯!呯!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伯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伯明的死绝非偶然。

王伯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1964年下乡。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王伯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带着“原罪”下乡的。

父亲本人只是普通的会计人员，他的罪恶是在解放前夕为岳父，也就是王伯明的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加之“右派”头衔，最终失去工作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下乡后，王伯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的一首小诗《吹烟》，写得抒情浪漫：不是虚浮，是向上的表现/虽无云的色彩，也想打扮蓝天/狂风吹不断我的躯体/我啊，和火热的生活息息相连。

另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扶着犁，扬起鞭/赶着我的小黄牛朝前走/紧紧地追赶春天……这些诗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响很大。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无疑有些“左”，而对于1964年下乡的知青来说则颇具代表性。

因为出身，他们的心灵深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种“自虐”。挑担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着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体的疼痛求得罪恶的洗涤、灵魂的升华;日记中经常写些勉励自己的话，写学习心得，对个人的思想行为严格地上纲上线乃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