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此刻特朗普最在意的,是万斯副总统的致命沉默

2025-04-22 | 来源: 文化纵横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特朗普上任百日，华尔街再现“黑色星期一”，投资者大幅抛售股票，全球资本加速撤离。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42%，创其就任以来新低。面对公众质疑，特朗普意欲寻求副总统万斯的支持。万斯曾多次凭借“效忠示范”，即公开表达对特朗普执政方向的拥护与支持，助其摆脱舆论困境。然而万斯近期深陷争议言论风波，使其难以如往常那样为总统提供有力背书。

本文梳理了特朗普执政百日的政治趋势，认为一种三角权力结构正显露雏形。一是特朗普个人空前的扩权野心。在联邦政府内部，特朗普完成了从“反建制”到“超体制”的执政风格转变，效仿罗斯福、尼克松以“国家主义”之名，掩盖个人意志的非常态扩张。二是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右翼高度明朗化的金钱政治。他们积极介入政坛，意图推行否定民主程序的“凯撒式强人政治”，以便为技术发展“大开后门”。这区别于传统的政治献金与华尔街政商旋转门。三是以J.D.万斯为代表的新右翼精英的夺权之路。万斯力主以“文化战争”推翻“左翼政府”，却不得不依赖个人效忠来实现党内的权力进阶。其后果是跨党派协商机制被架空，国会降格为“程序性投票”的表决机器。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权力三角关系，已形成与联邦政府近乎平行的施政体系。联邦政府作为“执行员工”，与掌握权力的“影子董事会”相配合，实质上建立了以特朗普个人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呈现出“CEO治国”的倾向。

本文认为，特朗普对“去制度化”执政模式的依赖，深刻反映了美国民众的集体心态：选民寄希望于政治强人的强势手段来推进改革，而不愿以更长远的方式将其制度化，这种对程序的抛弃实际上构成了对西方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性质疑。而那些本应连贯的施政方向，可能随任期更迭反复推倒重来，最终使美国复兴的图景变得愈发遥远。

特朗普的国家权力构想

美国政治的发展正偏离正轨吗？抑或说，选择特朗普本身就是个错误吗？

这已成为困扰美国社会的核心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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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百日，特朗普已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放开加密货币监管到精简行政机构，再到大幅提高关税征收基准。随之引发了股市的激烈震荡，宏观经济指标几乎处于衰退的边缘。“（特朗普）住手！”运动继而席卷全美，抗议者要求特朗普停止改革，恢复传统的政策制衡机制。他们认为，这场人为造成的“特朗普衰退（Trumpcession）”正触发1929年级别的大萧条，而特朗普本人对其并无清晰的感知。

这场示威运动实质暴露出一个制度性困境：在常规选举周期之外，美国民众几乎没有手段能够约束这位总统。传统的制衡机制，例如国会通过立法行使否决权或由联邦法院启动司法审查程序，在特朗普的“政治忠诚者”掌控多数国会席位和其团队最大化利用总统豁免权的现实面前，均难以发挥效力。

与此同时，一个由硅谷科技精英、风险投资人、新右翼知识分子等组成的特朗普非正式顾问网络正显露雏形，形成了与联邦政府近乎平行的决策体系。这一“影子官僚集团”通过私人渠道（例如海湖庄园集会）和民间智库组织来施加政治影响力。这些精英拥有广泛的政治社交网络，能够深入接触各级政治人物和准政客，其政治参与程度远超传统利益集团。这一体制外干政的模式加剧了决策进程的不透明度和政策的碎片化。

美国怎么会变成这样？美国的发展在偏离正轨吗？2016年，正因为形成了同一个社会共识，特朗普得以在传统政党政治中脱颖而出，赢得大选。彼时的民众认为，联邦政府存在严重的财政浪费和制度僵化，难以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民众因此期待着特朗普能够“颠覆规则”，真正触及到行政系统的积弊，使之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小政府路线。从当时的视角看，特朗普算得上一位“政治强人”——他以“沉默的大多数”之名绕过了政党中介机器，而且近乎改造了共和党本身。MAGA的支持者认为，特朗普不仅能带领美国政体回归宪政传统，更能带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全方位复兴。

然而行政转型何时出现了偏差？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失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特朗普有意以授权过高的行政令推进改革，而马斯克的团队招募又缺乏规范的筛选和培训程序，在团队成员机械性地推进裁员流程时，使得单方面裁撤核安人员和教育部等敏感部门的行为具备了可行性。期间“团队成员涉嫌索贿”的传闻更使人们认识到，这场为精简机构所作的改革，反而催生出更为庞大复杂的影子治理结构。而这种行政权的扩张并未带来更多惠民举措，反倒因为明面上公共部门的裁撤，使得社会福利也被相应削减，民生保障水平显着下降。

美军也门空袭“拉错群”的泄密事件进一步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治理风险。在包括副总统万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赛思、国务卿鲁比奥在内的群聊里，18名官员以轻松愉悦的氛围商议着涉及数百人生命的军事行动，完全规避了常规的国安评估流程。这让人们意识到，特朗普政府的去制度化行为在突破行政桎梏的同时，也使得施政结果高度依赖执行者个人的判断和能力。如今特朗普关税政策面临的争议，例如基准指标和适用范围设定合理性的问题，便是这种管理模式缺陷的又一体现。